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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以农业全要素改革为抓手振兴乡村。农村的建设与发展是人力资源、资本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等各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是近年来随着工业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 支撑农村发展的多要素正加速单向净流出, 呈现釜底抽薪的态势, 并诱导农村社会空心化、农地抛耕弃荒等系列问题不断产生, 而系列问题的加剧态势则进一步恶化了农村多要素的净流出量及其速率, 最终基于资源的日趋短缺而在加剧农村传统动能衰退的同时, 更阻断了新动能的孕育, 以致“三农”面临着严峻的可持续发展动能衰竭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 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同时“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 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种种迹象表明, 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建设及其核心问题的治理, 正转向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协同推进以激活其内生动能, 从而跨越新常态促进大发展。其原因在于, 产业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源于要素配置质量, 意即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效率, 并形成了效率边界有根本性差异的粗放型与集约型两种发展方式。这种基于要素配置结构的不同而产生的显著性绩效差异投影到“三农”问题上, 粗放型农业发展方式主要依靠单一的物质资本或劳动力等量的投入和扩张而实现, 而集约型发展方式则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资料质量的提高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而取得。因此, 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并不单一地由某一要素决定, 而是土地规模经济性及其依附产权的细分与配置、农业分工与外包促成的服务规模经济性、经营主体及其行为能力、乡村治理体系及其服务效能边界、产业细分及其融合发展水平等多种要素共同表达的效率函数, 但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经济过度倚重单一要素驱动有限动能谋发展的范式, 在农业点面源污染加剧、农地地力衰退及至土地的细碎化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性治理的新常态背景下, 农业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性变化日趋显现并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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